回想我和先生相识已近十八载，转眼一挥间。先生走了，他是明志而来，无憾而去。 我们风险投资学界众弟子纷纷吊祭，我又何尝不悲伤欲绝。近几日，我重新阅读了先生和我之间上百封电子邮件。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我有幸与先生相识，聆听先生面授，却也是一生的福份。先生的为人，先生的治学，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 那刚直与渊博在他身上的和谐， 那平易与严谨在他身上的融汇，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往事如云，但他的音容笑貌仍然清晰可见。几件小事可一窥先生的为人。
我和先生初次相见是在1997年人民大学的一次会议上。我刚刚回国，并不清楚这位侃侃而谈的学者的背景。事后我写信向他讨教一个问题，没想到他不久就给我回了电话，我们就国际金融危机问题交换了一些看法。此后我们的邮件往来大都是英文，仓促时也用中文交流。
我记得仿佛是2001 或2002年，他到美国访问。
哈佛大学风险投资专家Josh Lerner 教授邀请先生和我一起用早餐。他显得格外轻松：这多好，象一般人一样，和朋友聚聚，聊聊天，没有保安跟着。Josh 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却会心而笑。从那时起他就十分关注风险投资的学术研究。
2005年秋，先生在人大会堂他的办公室见我，讨论了关于风险投资的研究趋势。谈话间，他突然转了话题：
我刚刚知道你离婚的消息，为了回国工作，你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我没有说话，但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 我没有想到他这么关心一个晚辈的工作及生活。
近年来，我在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及绿色经济方面撰写了几本书，每每请求先生作序，他都欣然应诺，并亲自书写，修改。 记得有一次，他抱歉地说，近来太忙，一周后可有时间。整整一周后，我收到他的一封简短的邮件：
曼红：
附上我写的序言，到今天正好是一周。匆此。祝好！
成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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