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红：国内投资不畅 很大的原因是金融体系传导机制问题

　　12月6日，第六届全球PE北京论坛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中金公司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梁红认为，国内的投资一直不畅，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的金融传导机制不能够传导出去的问题。

　　以下为具体内容：

　　梁红： PE投资大家都知道是长期的，所以对一些中长期问题的思考，可能比我们平常日常很多客户在比如说股票市场上每天看盘的想的问题要深一点、长一点。

　　大家现在都讲新常态，对过去发生的一些问题有很多共识在逐渐形成，就是不满意，我们要向一个新的状态前进。但是真正的在找新的常态或者新的投资亮点的时候，我们觉得要对一些旧的问题要有更深的思考，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到哪里了，就是中国从我们的发展来讲，过去从哪里来的，现在到了一个什么阶段，未来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才能往前更走一步。

　　人均收入，去掉物价的变化之后，在过去30多年，把中国和我们周边高速发展的过程放在一起，我们讲人均收入的高度发展，而且是史无前例，因为我们增长的速度在人均的指标下我们是13亿、14亿的人口大国，这是没有发生过的。

　　看到这么一个现象，不管我们有多少的批评，肯定要总结中国到底在过去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今天有很多人讲人口红利，讲一些在我看来似是而非的原因。

　　我想跳过去大家再看一个，到底今天我们发展处于什么阶段，因为今天有好多在讲新常态，我们的经济增速下来了，下来有讲6、有讲7，也有人讲很快2020我们就要到4、到5，美国有一个报告，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到3，咱们如果是PE投资、长期投资要是这样一个远景，你看问题会不一样的。这个图很有意思，37年的奋斗，中国在最底下那根红线那儿，我们的收入水平按今天的美元计价，大概是美国的12%，我们在讲自己是中等发达国家甚至讲我们过去很多的经济学家会讲中国得是日本病，大家看看日本，我们讲1985年的时候日本人均在哪儿。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不是很难，为什么我们发展的这么快，是因为我们的起点非常低，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在一个高估的汇率下，是美国的1%，奋斗了37年我们现在大概是他的12%，第一个，起点很低。

　　第二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均收入和我们国企的份额下降，我们讲的中国做对了什么，很简单，改革、开放，当我们把这两个再往下深一点，更好的界定了私有产权或者更好的产权界定，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开的会，我们很多政府的领导也都在这里支持我们事业的发展，但是英文讲是私人股权，对我们过去什么都是公家的地方来讲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大家现在有很多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做对，对中国的很多挑战，大家现在听到，过度投资、泡沫、坏账率、中国是不是未富先老，当然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的疑虑。

　　我们讲如果说中国现在在这个历史上的大国来看，史无前例的一个高速增长，很简单的两个动力。第一，我们足够穷，起点足够低，人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动力足够大，虽然37年的发展让我们今天可能小康，什么叫小康？也就是发达国家第一梯队国家的10%左右，它和什么相比呢？韩国、台湾大概是50%，我们常常说的拉美那些国家跟美国收入之间比是20%，我们离这个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另外，我们曾经能够高速发展的一些政策、一些改变能不能继续，改革开放更好的界定是保护产权，在这些方面我们如果未来的几年和现在的一些政策的改变能够把中国经济继续向这些方向推进的话，我觉得预期中国可以保持一个相当中高速的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并不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前提。

　　中高速的发展是多少的速度？我们觉得今天的市场也有很多的争议，我们如果看亚洲其他国家处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水平的时候，其实是看到它们保持了在8%甚至更高的增长，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这个前提是政策要做对，在什么样的方向做对呢？再继续对我们刚才包括邵主席讲的，还没有变的、还滞后的约束经济效率提升的这些领域、国企，包括金融在内的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我们进一步的对外开放，还有中国式的务实的更好的界定和保护产权，我们下面想，可能未来几年对农民土地一些方面的改革，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看的亮点。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一下现在大家很关心的杠杆和泡沫的问题，包括刚才大家讲了中国为什么这么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杠杆率这么高，这个是不是可以持续的，我们是不是短期要有一次比较大的风险，在这个认知上我想我们可能和市场上很多人看法有些不同。第一，现在我们讲的短期的一些微调的政策，这个都是逆周期政策的调整，不是对长期有很大影响的，但是中长期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想中国，我们有很高的储蓄率，这个高储蓄率多年居高不下，对中国来讲第一位的选择，这个储蓄等于投资，我们怎么投、投给谁，第一阶我一直在讲，中国的投资很简单的选择，是投给中国自己还是投到外面去，这是一个恒等式。在过去我们觉得上一个十年，可能有一个政策的一些失误，就是我们大量的投资用外汇储备的形式流出了中国，国内的投资一直不畅，很大的原因是我们的金融体系、我们的金融传导机制不能够传导出去，也就是说在一个人均收入还有我们不到2千美金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资本输出的大国，这是很不有效率，也是在历史上很少看到的。

　　这里面背后的原因，我觉得刚才邵会长和几位领导都有谈到，我们自己金融把我们自己的储蓄转化成有效投资的能力极差，如果大家关心杠杆率的问题，关心投资效率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只有两件事情能够解决问题，要不把中国的储蓄率降下来，要不把自己的金融体系改革好，这里头尤其是股权融资，我们的融资、我们的投资基本都是靠债权来实现的，在这两个问题上要有突破才能改善我们非常关心的杠杆率和投资效率问题，剩下靠货币政策，压货币政策去紧货币、提利率，是不会改善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

本文来源投资界，原文：https://pe.pedaily.cn/201412/20141206374788.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