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环境决定所有个体命运
问:现在对深圳的创投行业有个很好的机遇,就是前海。前海作为特区中的特区近一段时间以来在这方面争取到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和国开行一起设立股权投资母基金,以及人民币跨境流通。有没想过到前海谋求新发展机遇?
厉伟:其实,这些年,我们在深圳,我本身也在深圳政协,多次在深圳呼吁要发展创投母基金。我觉得,现在国开行跟深圳市政府在前海合作股权投资母基金,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而且还可以让香港滞留的人民币回流,投入到内地建设,对国家来说,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对创投行业的发展肯定有很多促进作用。如果它接受申请的话,在合适的时候,我们也会考虑去提出申请前海的基金。
问:这个申请松禾开始做了吗?
厉伟:我们还没有。因为我们现在手里的基金还没有用完。松禾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就是,做同样事情的一个基金,如果没有用完70%到80%之前,我们不会启动另外一个同样性质的基金。
问:不先去前海卡位,会不会担心错失先机?
厉伟:没有必要。我自己认为,未来的开放,一定是一个核准性的。松禾符合条件,任何时候都可以去申请。就像习近平主席说的那样,“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打开就不会关的”。所以前海后续不存在我后去我就进不去了的问题。
你像深圳今年商事制度改革,政府的市场监管机构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审批。之所以在前海推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更好解决政府从有形的手化作无形的手。
问:其实也可以先跟香港的回流人民币进行接触寻求合作。
厉伟:任何一个私营公司,直接去接触香港回流人民币是有难度的。不如我踏踏实实做好手头工作,到时直接跟前海母基金合作更事半功倍,你自己去做事倍功半。前海母基金总是要找投资人的嘛,我们到时去申请就好了。
问:前海乃至整个深圳在搞大创新。而你早在20年前,就设计发行中国大陆证券市场*张可换股债券和*张中长期认股权证,策划操作证券市场*起上市公司收购案;设计操作*次股票上网发行方案,而这些业务很多投行依然还在做。
厉伟:那些方案现在回过头去看,有很多不足,即使在当时,也不是*方案,而是各方最能接受的方案。
但我要强调说明,这真的不是靠个人能力,而是机遇,完全是机遇。
首先当时在深圳,政府、人行上上下下都有创新的意愿,我当时服务的宝安集团高层也有非常强的创新冲动。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我有幸去负责具体技术上的实施,但环境是人家创造的,没有这个环境,你再好的技术人员、再好的技术也没有用。就像箭鱼在水里游得快,到陆地行吗?狮子再厉害,扔海里试试。
所以谈创新,回过头来看。真正的创新、大创新,一定是国家层面上的环境创新,一定是制度创新。真正的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影响那一定比简单的技术创新要大得多,*持续时间长,第二效益不知大多少倍。
个人命运很大程度受这社会影响的,我们的父辈中比我们勤奋、比我们勇敢、比我们能吃苦的人大把,但很多人穷困潦倒,很多人满怀着不得志而走。我们能这么轻松的在这聊聊天,吃吃饭,很大程度上跟中国1978年后的变化有关系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结果我们成为北韩,最坏的结果我们就是南斯拉夫,早打起来了。人民不可能长期忍受下去,结果就是有可能再次陷入内战。
问:既然说到创投行业国家大环境非常重要,你期待国家给予创投怎样一个环境?或者说现在这个环境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厉伟:当然有。越市场化,政府有形的手越让大家看不见,对我们越好。政府这手老在上面招呼着,你都不知道哪天巴掌打到你身上。如果政府这手老在上面晃悠,你不就整天盯着那手了,老跟着它转悠了。
有形的手只要在挥舞,就会在无形中干预市场。*的环境就是能够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审批,能够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只有勇敢地放下审批的笔,才能更好地举起监管的棒。我们认为,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监管不好。其实,监管是好事,监管是一种服务,监管是帮我们创造好环境。
好的监管,严格的依法监管,是让好人舒服,让坏人难受的。审批则是所有人都不舒服,当然特权寻租者除外。政府与其把精力去对付(审批)那100%的申请人,不如把精力拿去对付(监管)10%的捣乱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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