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路透社报导,高盛已经聘用摩根士丹利亚洲投资银行负责人里奇戴尔(Kate Richdale),里奇戴尔成为今年跳槽的*别银行家。
据路透社周四获得的内部备忘录,里奇戴尔将成为高盛除日本外亚洲投资银行业务负责人,这使她有机会负责在亚洲管理客户关系,高端客户关系已经愈发成为投行在亚洲的工作重点。
如果私募基金经理们的大批出走叫“私奔”的话,那么投行主管们的跳槽就名正言顺叫“投奔”了。在投行界,跟着奖金季的是跳槽季。今年大摩是各家投行挖角的对象,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馍”。
如果私募基金经理们的大批出走叫“私奔”的话,那么投行主管们的跳槽就名正言顺叫“投奔”了。在投行界,跟着奖金季的是跳槽季,年终奖拿到手,该跳槽的跳槽,跳槽阶段性成本*,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都顺理成章。万一跳槽还有升迁,则另添惊喜。
要说“投奔”在投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你投奔我,我投奔你,“投奔”往往取长补短,而且墙里开花墙外香,比如现在独掌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在花旗当年郁郁不得志。
人挪死树挪活,“投奔”除了可以拿到好offer、突破原来公司的玻璃天花板之外,有时还是一个对投行业务的“口碑”式总结,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用脚投票。
今年摩根斯坦利貌似格外让人瞩目,是各家投行挖角的对象,名副其实成了“大馍”。2013年开始还没几个月,大摩的两位亚太主管已经“投奔”而去,一位是大摩亚太投行业务负责人Kate Richdale,她上个礼拜被高盛挖走,另一位是1月份被淡马锡挖走的大摩东南亚市场并购业务总经理的乔纳森-波普尔(JonathanPopper),他加入了一个才成立1年多的小型并购业务团队。还有半年前大摩金融机构的主管麦克莱恩,被挖去花旗集团(Citi group),成为花旗东南亚投资银行业务的负责人。这些人都是大摩的资深员工,Kate Richdale已经在大摩效力13年。显而易见,大摩自身有问题。
撇开大摩全球业务的下降不谈(比如投行业务,按照Dealogic统计,2010年大摩排第五,去年则排第九),只看在亚太市场,大摩的份额近年也有同步下滑的趋势,又遭遇如此这般*员工大量被挖,预计大摩会进一步失去亚太市场份额。
今年的两起跳槽事件显然跟大摩一系列不明智的策略有关。举个例子,其实今年高盛、摩根大通都要继续裁员,但他们先用发年终奖的各种新闻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然后过一个月再低调发布裁员消息。而大摩则在临近发奖金的时候推出裁员计划,本身就涉及高层裁员,然后奖金虽然发了,效果就像没发,既不实惠也不讨巧,让员工们看着别人到手的都是现金,心里泛醋,而另一边裁员大刀阔斧,虽然没被裁,也在心里打鼓,觉得这家公司无情无义不靠谱。结局是钱也没省,人心也没稳住。
人做决定,有深思熟虑更有短期记忆,本来大家心思到了年终就在活动中,各种盘算小九九,这不是推波助澜,别人要“投奔”,大摩的HR帮人家扯帆么?
当然,除了大家纷纷“投奔”别家,“投奔”而来的趋势更加说明问题。今年美国投行业务相对很惨淡,尽管有一些公司有上市计划,但市值过千亿美元级别的大单暂时还没有出现。而亚太IPO业务则相对活跃,所以加强亚太地区的部署是明智之举。
高盛之所以挖走Kate,除了显示出对投行业务加强的决心之外,只能解释为一种在“本土化”和“去本土化”交织之下采取骑墙策略的结果。过去,高盛在华高层管理一向由国内外资深的证券界人士担任,比如董事长方风雷、首席执行官蔡金勇、管理委员会成员宋冰、首席财务官孟秋、合规总监李臣及公司董事会秘书章靖等等。不过现在这些人已经全部离职换血,新管理层多半是洋人。去年,高盛任命了新的亚洲董事长马克-史华兹(Mark Schwartz),他原是高盛亚洲的旧将,1999年至2001年间担任高盛亚洲董事长。
Kate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也颇懂中国的人情世故,这显然是她获得新职位时至关重要的因素。她在高盛的老板是去年到岗的两位洋人——高盛亚太投行部门(不含日本)联席主管韦达文(Matthew Westerman)和丹-迪斯(Dan Dees)。本来高盛在亚洲有个本土团队,其中不乏明星人物,但现在大部分离职,弄了个“去本土化”。
高盛在中国的投行业务,目前跟全球并不匹配,但高盛显然暂时不愿妥协搞本土化,所以挖走一个采取中间路线的角色,算是“去本土化”的妥协。我认为以后高盛势必还要经历重新本土化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