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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谁学”陈向东:42岁离开新东方 与启赋资本约法三章

在新东方工作14年多,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为职业经理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创业,觉得每天都在和团队一起做一番足够伟大的事情。尽管在外界看来,这个公司不是我创办的,大多会认为我是职业经理人。
2014-11-18 10:07 · 创业邦  沈凌莉   
   

“跟谁学”陈向东:42岁离开新东方 与启赋资本约法三章

  我跟俞敏洪说,希望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是能做得好,*是不同于新东方的另一种成功。

  今年1月,我从新东方执行总裁的职位上离职,6月,创办了在线教育平台“跟谁学”。

  在新东方工作14年多,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义为职业经理人,我觉得我每天都在创业,觉得每天都在和团队一起做一番足够伟大的事情。尽管在外界看来,这个公司不是我创办的,大多会认为我是职业经理人。

  我以前也从来没有想过会离开新东方。记得1999年我去新东方面试,俞敏洪问为什么来新东方,我说,你一开始就是一个老师,但最后能做得这么好,所以我觉得新东方应该会成为我的一份事业。

  但男人一般到了40岁左右会有一个困惑期,有时候不知道哪一句话就会触动你。这是一个创业的时代,你看到很多人创业做得很好,你就会问自己要不要创业。我在新东方做得位置很高了,要是找不到不一样的让我更加兴奋的事,这个是让我很恐惧的。最后选择创业还是梦想驱动。俞敏洪问我:“陈向东我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你还会想到要离开?”我说:“当年你离开北大,也是被一种梦想驱动的。”

  2012年年底我去哈佛学习,教授讲到一句话:“在你我的心中都有五样东西,分别是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他把勇气说了两次。当我们要挑战更高的高度、帮助更多的人的时候,关键是有没有勇气去做。

  这个教授以前是美国一家医药公司的总裁,他把这个公司从10亿美金做到了600亿美金。57岁时他决定辞职到哈佛教书,我就问他后悔吗,他说今天看来后悔离开得太晚了。作为职业经理人,你可以65岁时离开,也可以45岁时离开。65岁时离开别人会说你老了,但是45岁时离开就还有无限的可能。听了这话,我是真的睡不着了。

  2013年3月,我又去哈佛学习领导力课程。那次的领导力模型检测显示,我已经不适合自己当时的位置了。因为在一个大机构里,协同、协调的角色要更多一些,而创新、推动相对会少一点,但我的内心是想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快速地推动一件事,做一件风口趋势下不同的事。可是,破坏性创新往往来自企业外部,而不是企业内部。

  以前我就想过,未来我要创业,肯定不能完全去复制一个新东方,因为新东方做得足够优秀,即使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也永远超越不了它。所以和俞敏洪彻夜长谈的时候,我说我希望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是能做得好,*应该是不同于新东方的另一类成功。

  “跟谁学”是教育领域的“好大夫

  教育领域当中最关键的就是老师。我在教育行业打拼20多年,对此深有体会。

  我17岁参加工作到了铁门一中,这是当时整个新安县非常好的中学。到了那里之后,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校长几乎天天跑教育局要好老师,他在师资上花了很多功夫,还亲自给两个班讲数学课,为的就是要做出榜样。一年之后,我们学校在县里面能排*了,县城里的领导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我们学校。

  后来我在新东方工作了十四五年,见证了老师的数量从一两百位增加到17000多位。大家谈到新东方,更多的还是谈到新东方名师的故事。

  所以我想,优秀的机构、学校是因为优秀的老师而吸引人。但是目前任何一家搜索网站都几乎只能搜到机构。到任何一家机构,都很难充分看到老师的行为。同时,现在大城市越来越拥堵,家长需要先跑到机构去听课,听课不满意再退费,这个过程其实很令人困扰。

  那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有这样一个平台,让人坐在家里就能够迅速地找到和了解老师,会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未来的培训业有五个趋势。

  *,个体自由教师或者是教师工作室会越来越多。在台湾、韩国会看到很多名师组建自己的工作室,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教学。

  第二,小而美的专业服务机构会越来越多。机构不大,就专职做某一块,做到*。像一些舞蹈机构,或者托福、雅思培训机构,现在已经有很多。

  第三,服务于社区的细分领域的机构越来越多。

  第四,题库类、工具类、资源类等提供内容的机构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内容都会趋近于免费。

  第五,现在移动互联网会把线下线上结合起来,但核心还是靠线下,特别是面对K12的群体。这样的线下机构也会越来越多。于是,服务中小机构的平台就成为一种刚需。

  很多人说“跟谁学”是老师的一个电商平台,其实它不是淘宝,也不是天猫。因为淘宝上面卖的都是标准化的商品,包括“淘宝同学”,都是标准化的视频,而“跟谁学”提供的是线上线下的教学资源匹配。所以,可以把它理解成教育场景里的“好大夫”,是在做一个平台,不自己做内容,而是让老师来入驻,实现共赢。

  我们授课的方式分成线下授课和线上授课两类。线上授课的工具技术全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们有核心技术,全部用自己的平台。

  “违反原则”的天使投资

  9月22日9点22分,“跟谁学”PC测试版上线。其实对我而言,推出一个产品测试版上线,还是蛮有压力的,因为有新东方的职业经历在先,可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对我现在做的事情,人家就会用放大镜来看。我后来想,标签是别人给我的,我就是想和许多优秀的人去做一些影响到优秀的人的事情。

  “跟谁学”到目前创造了很多速度纪录。刚开始就3个人,在一个地下室里面,还是借用朋友的场地,见人、谈话、勾画未来。到中关村软件园后,9天时间就装修完了,全是我们自己装的,很快就开始办公。中间我们还收了3个小团队,这些小团队还是在百度、阿里工作过的,都特别优秀。现在我们大约有近200名员工,其中一半是搞产品技术研发的,大部分都是资深的,优秀的人来了就有股份。

  到中关村软件园看场地的那天,我就遇到了启赋资本的联合创始人顾凯。我给他留了一个电话就走了。刚走出去,他就给我打电话。我没接到,他又发来短信,说得见面聊聊。

  顾总后来又给我介绍了启赋资本创始合伙人傅哲宽。他说“启赋是创业公司,我们的特点就是投得快”。我给他提了几个条件:*,不要问我干什么,我肯定会努力;第二,中间不能干涉我,放手让我做;第三,假设我要他的钱,我管钱应该不会比他差。

  顾总说没问题,很快就投了。后来他们开玩笑说,这种投法是“违反原则的”。这就是信任。所以我们在今年5月份就拿到了几百万美元的天使投资。

  “被”进入了豪华创始团队

  “跟谁学”的6个联合创始人当中,没有一个是直接从新东方过来的。我离开新东方时,俞敏洪很懂我,也没有让我签竞业合同。但我还是问了他,他说3个月内你别做跟新东方一样的事儿。

  刚离开新东方时,为避免造成困扰,我在美国休息了几个月,回来之后也见到了很多投资人,但我都说先休息一年。这一年之内,就做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了苏伟。

  他当时在做教育项目的创业,给我写信,让我投资。但这个网站还没上线就被毙掉了,后来重新注册了域名和公司。当时苏伟说如果我不当法人,组建团队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不愿意来,需要我做信任背书。再后来因为启赋要进入,阴差阳错地,我就“被”进来了。

  我们目前的联合创始人中,3个是互联网方面的人才,其中一个叫张怀亭。他是百度凤巢的早期创建者,是朋友推荐给我的。当时我上网一查,网上没什么信息,心中一阵狂喜,因为我发现一个人如果能得到别人的好评,网上还没有什么讯息的话,说明这是踏实做事的人。我就跟他约见面。

  其实在这之前他刚去了一趟硅谷,看了一圈之后,对创业已经有些动心。所以,某种程度上不是我把他从百度挖走的,是他自己决定要从百度离开。但当时有另外一家公司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职位,据说那个职位价值快一个亿。后来我跟他说你要那一个亿有什么用,假如说我们这件事儿能做成,肯定不是一个亿的事儿,第二,咱们这是直接帮助人、成就人、影响人,多好。所以他就动心了。但是后来差点又走了,因为那边的老总也在和他谈。虽然我是突然杀进来的,但我相信自己还是有魅力的。我说你和我一块创业,即使失败了也值钱,出去到市场上仍然有价值。最终,他决定离开百度。

  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叫做宋欲晓。他是2002年时跟我在武汉创业的,后来负责新东方整个的财务流程梳理、投资并购和资产管理。他那时已经离开新东方了,想照看年迈的家人。后来我邀请他一起来创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就加入了。

  总之,我们的创始团队很快就建立起来了。我们6个联合创始人当中,有3个搞教育的,3个搞互联网的,平均年龄37.7岁,我们每个人都是内驱型的。现在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进来,大家都看好教育市场。

  传统教育和互联网怎么融合?

  有一个投资人问我,你之前是搞传统教育的,现在搞互联网,你们的文化怎么融合?我说很简单,什么叫公司文化?就是一把手文化。一把手乐观,下面都乐观;一把手天天苦大仇深,下面的人都是苦大仇深;一把手精心算计,下面每个人都是精心算计;一把手分享、奉献、给予,下面每个人都是乐于分享、帮助别人。

  直到目前,我在这儿是不拿一分钱的,出差都是花我自己的钱,我觉得我要当榜样,司机和秘书都是我自己掏钱。什么叫领导力,就是服务于他人的榜样力量。榜样不是领导团队的*方法,而是*的方法——我在10多年前就讲过这个观点。后来还有人问我们的员工:“陈向东每天来上班吗?”我们的员工说:“上班啊,每天都来得很早!”

  我们团队有很多优秀的人,很多都拿过百万年薪,管过百人团队。他们能来一起创业,首先一定是为了梦想。但我说,梦想我这里有,但也肯定都能赚到钱。我们有一个很资深的工程师,原来拿好几十万,来到这边除了股票,每月只有15000块钱。可是他说工资太高了,要求降低到5000块。我说创业有风险,万一失败了呢?他说,万一成功了呢?

  刚开始,我跟其他几个联合创始人说,你们什么也别管,先做事儿,我先拿点钱,可他们坚持也得投些钱。苏伟让我特别感动,他家里经济条件没那么好,还坚持创业,在北京这么多年一直租房住,很不容易,很坚韧,不放弃。

  因此,尽管在最开始创业时,我跟自己讲,我能从一个农村孩子做到新东方的执行总裁,算是已经享受过成功的滋味了,所以创业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尽力就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压力还是很大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信赖你,还拿着很低的工资。

  所以,我现在又回到了2002年到武汉为新东方开拓市场的状态,晚上睡觉之前拿着本子,想想明天有几件事要做,睡一会儿,再起来添几条。但是我很享受。

  如果说我以前有什么优势,到了一个创业公司,这些优势很可能就是劣势。所以,我需要做一些改变。

  以前我有办公室,现在我不要办公室,跟大家坐在一起。在大公司的时候,大家都喊我陈总、陈老师,这样稍微疏远了些。为了更加平等,我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叫Larry,让每个人叫我的英文名字。我在新东方那么多年从来不穿凉鞋,现在创业之后,要打造一个工程师状态,走到一块儿听他们讲话,这样他们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和他们能沟通、能走进他们内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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