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阳：做产业爱好者 拒绝“投资家”头衔

　　杨绝非只发议论。多年来，杨更多的是做而不是发牢骚。他的大量工作是向“各种层级的领导”反映、解释和呼吁。“我有愤青的一面，”杨说，“但我不是愤青，还是比较圆通。在中国看了这么多事，我知道需要有人当烈士，抱炸药包，但更多地需要维持、改进，我属于这种人。” 所以，杨不惮其烦地与领导们反复“探讨”，心里清楚，“就是给他们找台阶下，给他们找办法。”

　　只有一次，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愤怒。那时候，对于源兴两个疫苗的临床申请被长久搁置的状态，杨还未能适应。他约了几位“已经退休的主要领导”，表示“准备明天宣布退出医药界，花两年时间专门跟他们干，反正我退出了，他们也干不了我了”。不难看出，“充分表达”的前提是对聆听对象的谨慎选择。

　　至少在杨讲述的时候，他显示出了自己面对“一整套国家体系的问题”时的无比耐心。在旷日持久的消耗中，他总能找到积极的因素。他相信事情会好起来。他举吴英案为例说，如果在过去，没有人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吴可能就被毙了，但是现在有那么多异议，结果可能会从众，那么，吴可能就是无罪的。在生物医药比如干细胞领域，“我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不停地去拱它，当这个领域爆发的时候你就挡不住了，变革就发生了。”

　　所以，杨最怕别人问自己：“怎么不去沟通呢?”在杨表示这已经是沟通的结果时，对方再问：“为什么呢?”“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呢?你说为什么李大眼(李承鹏)那么几个人要独立参选就不行呢?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在清华学了8年，真的蠢。”

　　“我跟你白话了一上午，”杨说，“只是在说，我的主要工作、主要思考点不是光去判断技术好不好，之后还要对付这么多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难度很大的问题，比如肿瘤的基因和免疫治疗。从原理到实践我们都已经看出非常好的前途，比现有的治疗方法有差异化的提升。但是，在申报上遇到很多问题，怎么处理，我们要研究。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我们必须谨小慎微，同时你面对的又是一个不健全的不怎么工作的国家机制。

　　“我最早是由于无知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后来不是有某种理想支撑的话，不可能继续下来的。我一个在清华读了8年书的人，至少不会这么弱智吧，虽然没有蛮子、(徐)小平他们那么聪明。当然，这种追求背后肯定也潜在着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如果单纯追求商业利益，那有很多追求法，有很多短平快的项目，未必要做这件事。还有，我也有一种侥幸心理--很快他们就会理解的。每一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想明年他们就会明白了。”

　　仅就投资而言，杨认为在中国投资生物医药领域算不上真正的投资，因为没有退出机制。杨再以美国为例，几十年以来，有关生命科学的公司90%以上是没有盈利的，一个科研成果，申报了临床，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就可以融到钱，能够上市，早期的投资者可以退出。而“创业板我们期盼了那么多年，还是要求要有几年的盈利，这对创新型的公司用不上”。

　　所以，杨向阳说：“我不是投资家，不是天使投资人，根本不是。这么多年，真的做得很辛苦。现在也有人开始进来这个领域了，我表示支持，但我一般不建议轻易进入，太难了。在我人生的一定阶段，我走到了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愿意用我自己微薄的力量对我认为对人类重要的、未来有希望的、中国人可能*的技术去做一些支持和早期的探索。我本身没有技术，但是崇尚做一个技术型的企业，用我们的技术提供好的服务。”

　　支撑杨的除了理想，应该还有那些证明了他的远见的项目。2006年，赛百诺开发的世界*基因治疗药物“今又生”获得了世界级的学术肯定，有效性也得到渐为广泛的证明。遗憾的是，杨向阳遇到了一个比体制问题小得多的麻烦，在这个以科学家彭朝晖主导的公司

　　里，杨关于公司发展的计划未能取得彭的支持。当年，杨退出赛百诺。杨经历过类似的事，但这一次才真正重视起来：“前期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特别重要，以前我们总觉得这是研发阶段，慢慢来，但真正需要改变的时候他(科学家)转不过来这个弯儿。” 杨的经验是，如果科学家能够蜕变成一个企业家，或者在适当的时机企业能够融合进来好的企业家，再好不过，但技术越强、越奇特，这种几率就越低，也就越令人难以忍受。

　　2010年，海普瑞在深市中小企业板上市，每股发行价格148元，并曾于次日冲高至188元。李锂瞬间成为“新首富”。不过，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杨已经离开了这个他投资超过10年并于2000年即开始赢利的公司。这些旧事，杨不愿多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他选择退出迫不得已。其间的形势似乎是，无论他当时如何选择，他的结果均与今天无异，而选择离开，至少避免了两败俱伤。这种不算完整的解释符合杨向阳留给我们的印象，也与他在小范围内传播的“豪爽、义气”的名声匹配。事实究竟，身高1米8以上的杨满足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看起来，杨所深入的领域的确比我们经常听到的投资项目深奥。按照他的说法，他所做的是从0到1的事，而从1到无穷，“谁都会做了”。可以猜想，杨会从自己标持的特立独行的风范中得到快感。至少，他并不羡慕如今这些活跃、风光、赚了大钱的新一代投资家。“应该说，我们当年有我们的风光，你想九几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几千万几千万地投了，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在干嘛呢。”杨说，2000年左右，与他“一起出道的兄弟”如阎焱(时在AIG，现软银赛富首席合伙人)、卓福民(时任上海实业董事总经理，现Granite Global Ventures 管理合伙人)等均曾拉他投资IT、互联网，但他“不想分心”。

　　但杨多年来的投资并不仅限于生物医药。2008年，联想移动以1亿美元出售，杨与老相识赵令欢任总裁的联想控股弘毅投资接手，杨以4000万美元购得40%股权。两年后，联想集团以2亿美元回购了联想移动。2006年，杨甚至参与投资了周星驰的电影《长江七号》。“如果我靠它(生物医药)吃饭，我就完蛋了。”以“生物医药”为背景，这些“不务正业”的投资(杨称之为“纯粹商业”)的成功很容易让人产生如下感觉：对于杨向阳，做一个“常规”的投资家是多么简单。

　　杨大概也是这么看的。杨是软银赛福的顾问，有时候大家聚在一起，“一帮人开始吹捧阎焱”。“哥们儿，”杨对阎说，“别人说你真信了?别人说你也跟着夸。这些年你都猜对了什么事儿?蒙呗。”

　　身患癌症对杨的打击，他自称不是很大。“肿瘤治疗，我干了十几年了，你不是跟它较劲吗，那就来一次吧。”由于是早期，化疗放疗可做可不做，但杨的主治医生和家属都坚决主张做。杨的香港医生告诉他，做的话可以增加10%的好处，杨认为未知的坏处可能更多。因此，他拒绝了化放疗，正在接受免疫治疗。他向薛蛮子推荐这种治疗方法，薛“成天吊儿郎当”，不以为意。

　　癌症还是给杨带来了变化。不仅是形体的消瘦和戒烟戒酒。“得了这个病后，突然觉得你跟任何人没有什么不同了：别人遇到的任何事你也可能遇到，别人承受的苦难你也要承受，别人庸俗，你也会那么庸俗，别人愚蠢，你也会愚蠢。我以前觉得我不可能得肿瘤，现在也得了。所以，不要总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的状态。有人会说这是没有进取心。其实什么是进取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那些一直美好的东西变得更为重要。“很多书我都没看过，很多作家都没听说过，很愚蠢。那么多思想，那么美好的东西都没有经历。人经常因为无知而过着特别愚昧的生活。”

　　杨估计自己的生命“十年八年没问题”。“对我来说已经蛮奢侈的了，因为过程论者，不是特别注重结果。”在投的五六个生物医药项目，“大局已定，我现在也不用花太多时间了，只是出出主意，成和败跟我没有太多关系了。成了，我不过再多一块儿收入，败了，对我也不重要了——我的职业生涯也只有这几年了。要我再去看更有挑战的项目，一个是大方向上可能的改变基本没有了，不太可能会出我们看过的这些(范围)，未来成功的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我，但肯定是我们这个时代互相影响过的这些人，过程论者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再一个，做完干细胞这个公司(北科生物)，也不想去挑战了，太累。我得花些时间享受一下人生：看很多书，思考以前没有思考过的东西。”

　　杨也在学习一些新领域，比如移动互联网。他近年陆续投了七八个由清华的“小师弟”创立的公司，“都是有技术的”。跟薛蛮子等人也有一些合作，但如果“这边(生物医药)需要”，他还是会把钱优先投向“这边”。“越是理想主义者，其实越懵懂，一直活在一种冲动、对一种迷茫的不清晰的光环的追求中。”

　　在能喝酒的年代，杨的酒量也不大。他更喜欢红酒。杨在深圳深居简出，但朋友很多。他们愿意找杨喝酒，而杨也喜欢张罗。

　　“其实我很孤独的一个人，经常在办公室一待一天，然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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