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间,中国互联网天使投资圈冒出一位“新人”。
一年间,10万份简历、1万个创业计划、200名“工友”、12个成型项目,中经合集团、富士康、联想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以及硅谷银行、中华电信、联发科以及美国、欧洲、亚洲等多位*投资者注入的10亿元人民币融资……加上这位“新人”所裹挟的微软和Google的职场金字招牌、“青年导师”的形象,李开复的创业显得声势浩大。
创新工场成立一周年之际,李开复以孵化器为平台的天使投资逻辑渐渐成型。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中国互联网做天使投资的风险性并不亚于传统VC和PE,甚至更高。
面对《英才》记者,李开复也表达了顾虑。“在中国,当互联网巨头看到一个5—10人的小公司做了一年创新或者创业,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自己复制而不是收购,甚至,我们每做一个项目都不能太高调,以免巨头知道会带来麻烦。所以,在中国我们必须选择一个以上市为主导的方式介入,之所以后期期待有别的VC介入,是想让他们决定在哪里上市。”
事实上,过去方兴东主导的互联网实验室也曾经探索过“互联网创业孵化器”模式,但最终因为投资人“出逃”而未能善终,在民间,“煤老板”、“80后富二代”天使投资人也屡见不鲜,2009年,“中国民间天使投资*人、红鼎投资刘晓人”陷落,让中国天使投资圈透着明显的不成熟。此次,李开复转型出山,将以何种新模式探索?
“超级天使”当保姆
当李开复在《英才》记者笔记本中写下Ycombinator、Idealabs、Techstar和Plug and Play等一连串陌生公司名时,他并不讳言,自己把所有硅谷的早期天使投资模式都研究、学习了一遍,包括去对方总部做探访。
在中国,“超级天使”(super angel)模式,即早期天使投资,并不被大家熟知,但近几年,在硅谷却是一派繁荣。
“硅谷每年早期投资规模是200亿美元,而中国整个风险投资规模不过100亿美元”,李开复的创业合伙人汪华对《英才》记者称。
美国科技媒体曾经分析指出,当开源、云计算和在线软件商店在美国成为重要科技趋势之后,软件开发编写代码的时间成本、租用服务器和带宽成本、以及营销成本变相降低,使得两三人小创业团队的成功概率提升。
于是,一批“超级天使”应运而生,此类基金只关注最早期创业团队,在估值涨上去之前介入,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更好的回报。
“美国‘超级天使’一般都是全职来做投融资,通常只是一个人加一个秘书,一年可能投资10个以上的早期项目,每个项目投入很少的资本金,比如2万美元,便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回报”,曾经做过天使投资的希腊人ChrisEvidemon对《英才》记者称。
“投很少的钱、给予很少的帮助、占很少的股份,迅速退出,这是美国模式。但如果在中国也这么做,就输掉了”,李开复直言,“你看到刚毕业4个月的大学生能做出一款成熟产品并有如此谈吐,但你不知道私下我和汪华一个星期要跟她开多少次会,做多少培训。”
事实上,不仅是创业者缺乏经验,而且,创业环境更不容乐观。
创新工场“行云”项目CEO唐彬森也是开心农场的创始人,他告诉《英才》记者,五年前,很难找到愿意冒风险的天使投资人,更别说孵化器。
显然,照搬美国“大撒网、粗放式”模式必不可行,创新工场必须针对中国国情做出更多改善,并提供给创业者更多支持才可能获得后期的投资回报。
这一年,创新工场的投融资模式渐渐清晰:在底层,搭建一个孵化器平台,提供有关创业的各种服务,不仅是团队建设与优化、项目指导,也包括外联、企宣等等辅助,在平台上,再筛选创业方案,招募优秀工程师和创业者,让其自由组合完成各自的商业策划案。
目前,孵化服务平台中,包括李开复,已拥有40多名核心成员,被誉为“创业导师”。在创新工场的家族谱中发现,他们的履历表中写着:曾经担任谷歌中国战略总监、谷歌中国总裁助理、谷歌中国UI经理、谷歌中国运营总监、奥美财务主管和人力总监、清华同方微电子副总裁、阿里巴巴架构师、瑞星研发总经理等。
“中国创业者需要更多的帮助,建立这个平台,帮助创业者把团队建大一点,这样产品成型会更快”,李开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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