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生活大致可以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找到。无聊,晃荡。一个朋友说自己一个月能背700个英文单词。“700个算什么?老子能背1200个。”17岁的薛蛮子发出挑战。他赢得了赌注,被邀请在莫斯科餐厅饱餐。请客的是另一位,水华(电影《林家铺子》的导演)的儿子张小华。薛大快朵颐,连吃了三份奶油烤肉杂拌儿,致使长期对此类食物缺乏认知的肠胃大闹三天。餐费15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大学毕业生月工资的三分之一。
薛的聪明此时显现出来。他没有让事情就此告一段落。一鼓作气,他用6个月时间背下来1万多个单词。家庭背景决定了他可以跟着萧乾(《尤利西斯》译者之一)、陈占祥(与梁思成共同提出关于北京城市建设的“梁陈方案”)等人学习英语。按照薛的话说,“这时候来往的人就牛了”。通过萧乾,薛认识了沈从文。薛的法文教师名单也不逊色,李健吾(《包法利夫人》译者),陈敬容(《巴黎圣母院》译者),叶君健(《安徒生童话》译者),华揽洪(北京儿童医院的建筑设计师,其父华南圭,与詹天佑齐名)。当然,这一名单的意义更多在于氛围展示,薛真正的法文教师是华揽洪。尽管后来放弃了法文,薛当时还是令人羡慕地接触到了《局外人》、《厌恶及其他》等法国现代文学杰作。学习英文1年后,薛蛮子开始尝试翻译英语文学作品。他能够看到《教父》、《爱情故事》等美国最新小说。1978年,薛与人合作翻译的《白宫卫士》(一部讲述水门事件的美国小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薛拿到了468元稿酬。
显然,这是薛蛮子一生中集中利用门庭优势的一段时间。1976年,毛泽东去世,薛的父亲出狱。薛子正给王冶秋(国家文物局局长)写信为儿子找工作。王冶秋把薛蛮子推荐到了文物出版社,该社社长是王的妻子高履芳。文物出版社出版一本杂志《文物》,每期有一页英文目录,薛蛮子被安排负责此项工作,月薪30元。
当时文物出版社在故宫办公,为出版出土文献,借调来全国的著名学者,先后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整理小组。奇特的场景出现了。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故宫里游走,让唐兰、张政烺、马雍、李学勤等中国*的历史文献、文字学家瞪大了眼睛。薛给他们讲《教父》,黑手党的传奇故事,他们闻所未闻。
多年后,薛将在这里为孙正义和杨致远讲解故宫。
1977年,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薛蛮子只有初中一年级学历。“我得考研究生,”薛对我们说,“因为研究生不考数理化。我的竞争对手,最可怕的是那些老大学生,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志在必夺。我得找到我的竞争优势。”薛决定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外关系史研究生。薛认为,他的竞争者中,懂外国的不一定懂中国,懂中国的不一定懂外国,自己则兼而懂之。“我过早地理解了定位和跨界的重要性,”薛说,“一定要出奇制胜。”
他如愿以偿。
考虑到薛蛮子的年龄,请再给他一点儿耐心。我争取在这一节里让他前往美国。
薛研究生考试成绩本专业*。薛父的月薪299元,给了薛蛮子100元。“今天开会邓(颖超)大姐来找我了,”薛子正对儿子说,“她说祝贺你啊薛大哥,你儿子考了状元了。”这是愉快的回忆。“周围那么多高官儿,我爹长了大脸了。周恩来才挣399块,哥们儿拿了四分之一国家总理的俸禄。”
这次考试,薛的政治成绩最差,尽管他曾经找过邢贲思(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请教。“我死活记不住。”薛说。
这可能是一个隐喻:薛坚持了自己的内心,就像他曾受到多位大家熏陶、能说流利的英文而又不改满口北京俚语,宁愿自己看起来像王朔笔下的北京顽主;就像他出身显赫并受益于此但最终与它分道扬镳。或者,它们能够说明薛的某种叛逆,与“文化大革命”的歇斯底里性质相似的某种反动,但无疑,他知道界限在哪里。
薛先后师从孙毓棠、马雍,均为秦汉中西交通史专家。专业相关史料多在国外,薛决定出国。从薛后来很快弃学从商推测,其动机可能并非如此简单。无论如何,薛认识了简慕善,一个对他来说异常重要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美中交流协会的代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曾随尼克松总统访华。简慕善的北京话说得与薛蛮子不相上下。他惊异于薛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取得的成绩。他为薛向伯克利写了一封“前所未有”的推荐信,称被推荐者为“中国的出类拔萃之辈”,如果不给此辈奖学金,将是“本校*的遗憾”。薛一般不会过分张大其辞或者无中生有,他的经历奇特是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平民,尽管他可能对此否认。“我愿意实话实说,因为撒谎记不住,成本太高。”
好吧,薛蛮子来到了美国。1980年5月21日,薛记得清清楚楚。伯克利给了他每年2万美元奖学金。1980-1981年度,中国留美学生总数为2770人。
身上只带着500美元的薛兴冲冲地跑到学校去要奖学金,被告知9月份才能够领取。“哥们儿这不要饿死了吗?”按照校方的指点,这个用不了多久就要发财的北京小伙子在伯克利校刊上寻找打工的机会:“聘请懂汉语拼音的翻译”。
薛蛮子“心中狂喜”:“国民党不懂汉语拼音,咱们完全是跨界的高手啊。”
应聘。敲门。门开了,“吧唧,出来一高个儿一矮子。”
高个儿是台湾人,叫陆弘亮。矮子是日本人,叫孙正义。
1980年,中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62元,是否允许农民分田单干还在争论中。薛蛮子的幸运或许让人悲愤莫名。薛直到现在仍然鼓励年轻的中国人学英语,出国,包括刚认识的郑渊洁的儿子。当然,他建议他们学习英语的方式自成一派:看毛片儿或者侦探小说。“做事儿一定要有兴趣,”他说,“好这口儿,好到倒贴的时候,这事儿就有戏。”
薛蛮子对孙正义提供的每小时7美元工资有兴趣。孙正义发明了一种日常用语自动翻译机,包含32种语言。孙刚从伯克利经济学院毕业,即将回到日本创办让他名震世界的软银。薛得知,跟自己一起为孙正义工作的,还有一个正在伯克利读书的戏剧博士,名叫赖声川。
薛最终挣到了7000美元。他用其中2000美元买了自己的*辆汽车。“猖狂啊。”薛自我评价说。孙正义回到日本,把机器卖给了夏普公司,价格是100万美元。
有机会赚钱,而且数额如此巨大,薛蛮子对自己的专业失去了兴趣。他看着那些象牙塔中与世隔绝的教授,自忖不能再与他们为伍。他改修了中美现代经济关系史。离毕业还有一年,他的一份工作申请被接受,年薪35000美元。薛卖掉汽车就“冲到了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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