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泰尔：一位信奉自由意志的硅谷亿万富翁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早期的政治活动，让泰尔逐渐开始对政治反感。他对于政治能够解决最根本问题表示怀疑，认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能赢得选举的胜利，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会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投票。“乐观点说，政治很遭，最坏的说法是，政治是丑陋的伎俩。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过去少搞一点政治，现在情况会更好。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所有职业政治家都将以失败而告终。”(其实这句话的原作者是英国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原话更让人绝望，“所有职业政治家的生活都将以失败而告终，除非在春风得意的当口隐退。”)后来，泰尔没有参与2012年的选举资助活动。他把时间和钱财花在打造“自由的机制”上，这样技术才有可能打赢这场仗。

　　三月末，泰尔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他的房子坐落在要塞公园和海湾之间，毗邻旧金山艺术宫剧院。一个装满科幻小说和哲学书的书架、一副棋盘，似乎在诉说着住在这里主人的生活方式。另外一边是起居室和餐厅，装潢得很得体，可以显出主人无可挑剔的品味。泰尔的个人助理，几个身穿黑裙的金发女郎，不停地为客人斟酒和带领刚刚到达的客人就坐。一共会有三道菜，其中一道菜客人可以从清蒸野鲑鱼和平底锅煎甜椒玉米饼中自发选择。

　　这是一次隆重的烛光晚宴，这种场合让泰尔的客人和泰尔本人都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泰尔的客人有萨克斯，他是泰尔在斯坦福的好友兼《多元化神话》一书的合著者;有诺斯克，他是任职Founders Fund的一名生物科技专家;有尤德考斯基，一名人工智能研究者，此外，他还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典型，8年级时辍学，出版过一本网络同人小说《哈利波特和理性之道》，这本书改写了原著，从科学方法的角度来解释哈利所拥有的魔法力量;还有帕特里·弗莱德曼(Patri Friedman)，他是海洋家园协会(Seasteading Institute)的创始人，此人个子不高，头发乌黑蓬乱，有一撮小胡子，他的打扮像Raskolnikov一样古怪得不合时宜。他住在硅谷一个代表自由和爱的自由意志主义社区里，这个社区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关于这个社区，他经常发布博文和微博，“就像是多妻制一样，它可以刺激政府更具竞争力：更多的选择和竞争将产生更多挑战、改变和成长。”

　　谈论的话题主要有两个，创业的优越性和高等教育的无用性。诺斯克认为，最棒的企业家应该为一个创意拼尽全力。Founders Fund支助这些有理想的人，让他们自己打理公司，保护他们免于其他风险投资家的干预。一般这些投资人希望让那些没有创造力的管理者来经营公司。

　　泰尔开始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在美国，有梦想的年轻人爱去的四个地方是：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和硅谷。如今前三个都已经饱和了;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失去了吸引力。如今只剩下硅谷能够吸引有梦想的年轻人，虽然他们的创意有时候会被高等教育抹杀掉。泰尔奖学金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有野心的年轻天才们实现改变世界的梦想而设立的，在他们的棱角还没被完全磨砺之前。

　　我提出，在学校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比如阅读文学和哲学作品，比如和不同观点的人进行辩论的乐趣。毕竟，这是泰尔自己的经历。在《多元化神话》中，泰尔和萨克斯这样写道，“多元文化论的解药是文明。”我不反对这个观点。信奉自由意志主义的企业人难道不是另一支自贴标签的认同政治力量吗?

　　我的话一出，很快受到了大家的反对。尤德考斯基说，对于我刚刚提到的巨著他感到一阵不适的生理反应。而诺斯克的不悦之情则更加明显，在伊利诺斯州上高中时，他英语就不及格，因为老师说他没有写作能力。如果泰尔奖学金那时就存在，像他这样的学生将会少走很多弯路。

　　泰尔面带微笑，对于饭桌上的话题走向感到十分很满意。他向后推了推自己的座椅，说道，“大部分晚宴持续时间不是太长就是太短。”

　　脱离政治化是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权利，同时也是作为亿万富翁才能享有的特权。泰尔承认，“总会有人问及，逃离政治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你可以说，整个互联网就是逃避主义者的世界。看看过去十年内发展起来的互联网公司，你会发现经营者们多多少少都有点自闭。现在，罹患阿斯伯格症的轻微患者不少。你不需要销售，这些公司本身就有点反对社交。”但是，他接着说道，“在一个大部分事物都不够好、很多东西都功能失调的社会，互联网创业是你施展价值的*方式。你可以说这是逃避主义者的做法，或者是因为不愿参与政治所作出的举动，但是可能这也是你能为这个国家提供帮助的*方法。”

　　和许多硅谷投资人不同，泰尔明白，东边30英里之外的人们情况不好，这个问题远比“谁是下一个社交媒体公司”来得重要。他也知道，很多企业也为此进行了各种尝试，目前仍然是没有答案。“企业的失败可能会导致我们进入马克思主义;或者让我们实现自由意志主义的理想。看起来似乎能以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发展模式发展，不过，未来的发展模式还不确定，以至于我们无法预测它最终的发展方向。”

　　当人们嘲笑他的风投产业的时候，他也会开心地笑起来，不过，他仍然信奉这个错误的理念(即跟大众相反的逆向思考方式将永远是对的)。在拉布伊斯事件之后，他为这个站不住脚的观点进行辩护，就像是一个人和整个世界对抗。他对布什的厌恶直到后者陷入低谷后才减少，对于奥巴马也一样。泰尔在金融危机中损失了几十亿美元资产，因为他拒绝随大流，希望以逆向的方式处理危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海洋家园是我们*的希望，原因不会是政治家和教授们对它们的嘲笑和恐惧，泰尔的乌托邦计划希望到底有多大现在也不是很清楚。

　　创新缺口导致经济发展放缓能够解释很多事情，但是它不是真理。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火车和飞机技术几乎没有发展，平均工资水平也没有什么涨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党美国工人生产力大大提升的那些年，中产阶级开始塌陷。(泰尔说，“我不相信那些生产力数字，我只看投入，而非产出。”)那么，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会扭转这种趋势吗?“是的，机器人革命会让很多人丢掉工作，因为同样的工作你需要的人数更少，这将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将把人类解放出来。虽然对于这种社会转型人们会有些不适应，但是我认为它不会持续很久。我们过去也有过全球化的问题，”泰尔回答道。

　　不过，如果硅芯片制造能够外包，那么抗衰药物制造是否也可以呢?在一个缺乏规范的市场里，这些药物能够公平进行分发的保障是什么?技术性的突破不一定每次都能够减少不公平的事情发生，有时候反而可能会增加不公平事件发生。延长寿命就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正如泰尔所言，“最极端的不公平是来自活人和死人之间。”很大的可能性是，*个依靠这种药物活到一两百岁的人肯定是有钱人。

　　对于苦苦挣扎在生活水平线之上的美国人来说，能源和食物是两个急需技术突破的行业，前者控制国家经济，后者则决定着物价水平。泰尔说，“我对此并不是很在意，因为它有很重的政治意味，我有一种想要躲着它的本能。”在泰尔构想的科技乌托邦中，住着几千名美国人，他们拥有由机器人驾驶的汽车，每个人都能活到150岁，而其他人则会被比他们聪明的机器人挤掉工作机会，然后60岁就死掉。

　　下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马上就要来临，但是它不会自动地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它需要政治的参与，虽然丑陋，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推动要素。自由意志主义者崇拜个人自由，鄙视社会规范，这对那些不想长大的人来说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泰尔特别喜欢“瓦解”和“风险”这两个词，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并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对于他们因为无聊的工作、债务危机和孩子们不高兴而产生的心碎和挫败感无动于衷。泰尔和他在硅谷的圈子一起畅想未来蓝图，这是其他人不可能体验到的。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逻辑和分析上的支持，但是一个个体的个人哲学通常会受到早期对世界印象的影响，即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泰尔也不例外，他想要永远活下去，选择逃到外太空或者海洋城市里，和一个能和他讨论托尔金的机器人下棋，这些都是他童年时代都想象过的梦想。

　　无论如何，泰尔的这些梦想都是为了改变世界。“长时期以来，我们都把问题弄错了。我认为能够提出‘如何能让美国变得更加美好?’这样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进展不顺利，但是我却对此很有乐观。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危机，不过并不清楚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是至少每个人都知道了世界正在腐烂。这就比生活在一个腐烂的世界但全然不知甚至还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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