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尔认为,教育是美国经济的下一个泡沫。他把大学管理者比作是次贷经纪人,并把负债累累的大学生称作是发达国家的最后一批受契约束缚的工人,即使是宣布破产也无法获得自由。人们对待学位的追求非常盲目,为了让孩子能够进入好学校,人们到处搬迁。大学教育变成非常昂贵的保险单,泰尔认为,证据就是创新止步不前。在经济萧条时期,教育成为了一种拼身份的游戏,“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教育的作用在减弱。”
批判高等教育很容易,它让学生负债多年,从而使他们走上自己不喜欢的职业生涯,比如进入法律和金融这些行业。拥有一个大学学位在如今这个阶层日益分明的社会变得异常重要。不过,泰尔想得更远,他不喜欢那种“大学能够帮助学生找到专业爱好”的整体论调。虽然通常大家都默认选择法学院,但是作为人文专业学生,会让人觉得不太理性。专业性的科学也很可疑,视野狭窄而保守,视野不会超过自己领域之外,更别提做出突破性的科技探索。最重要的是,大学不会教授你任何关于创业的知识。泰尔认为,那些年轻人,特别是有天赋的年轻人,应该在早期阶段就定制人生目标和计划,他特别欣赏那些有“创建科技公司”计划的年轻人。
泰尔想过要创建一所大学,但是最终他放弃了,因为觉得很难说服父母这所学校比常春藤和斯坦福更好。去年9月份,在飞回纽约的飞机上,他和诺斯克想到了一个点子,即为那些辍学创业有天赋的年轻人提供奖学金的计划。泰尔迅速开始着手实施这个计划,第二天,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年一度的TechCrunch Disrupt会议上,他宣布了泰尔奖金计划,为20岁以下的年轻人每人提供10万美元的创业资助。这个项目成为新闻头条,很多人批评泰尔此举是诱使年轻人抛弃学业转而去追求财富。他辩解道,赢得奖学金的人可以在项目结束后回到学校继续就读。的确可以,不过这种说法有点讨巧。他的野心不小,是想要从*大学抢走一部分*的学生资源。
Founders Fund、Clarium Capital Management和泰尔基金都位于旧金山要塞公园(Presidio Park)附近一栋现代风格大楼的四层,从这里可以眺望到恶魔岛和金门桥。卢卡斯影业(Lucasfilm Ltd.)总部就设立在公司的下层,*层摆着达斯·维德和尤达的雕像。巧合的是,泰尔最喜欢的电影就是《星球大战》。
在访问生物技术初创公司之后,泰尔接下来该对50多名奖学金申请者进行面试了。*位候选人是一名ABC,来自华盛顿州,叫做安德鲁·许(Andrew Hsu)。此刻,他正坐在有点昏暗的会议桌旁。这名19岁的天才带着一副牙套。 5岁时,他一直在解简单的代数问题;11岁,他和哥哥一起联合创建了一家非营利组织,世界儿童组织(World Children’s Organization),致力于为亚洲国家的儿童提供教科书和疫苗接种;12岁时,他进入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就读;目前,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哲学博士课程,他希望能够开设一家公司,能够基于最新的神经学研究成果来制作教育视频游戏。“我的主要目标是瓦解传统教育和游戏领域,”他说起话来的感觉有点像泰尔。
泰尔表示,这个项目将能够吸引到很多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人,他们为觉得,“我不是在赚钱,而是在做好事,因此我们可以慢慢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普遍而又很难做好的课题,比如清洁科技行业,就吸引了很多有天赋的人,他们相信自己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他们工作不努力?” 安德鲁问道。
“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那么你的意思是,仅仅因为公司对教育领域的偏见,这就成为一个问题?”
泰尔回答,“是的。我们对于投资这类公司的偏见就是,你最终吸引到的将一些工作不太努力的人。这也是我认为这类项目最终无法成功的原因。”
安德鲁很快领会了泰尔的意思。“是的,但这是一个游戏公司。我并不把它称作是教育公司。我更喜欢把它说成是一家游戏公司。我想要招募的是一些充满热情的游戏开发者。因此,你说的那种不够努力的员工不在我的考虑之内。”
安德鲁最终将获得泰尔奖学金。同时获得奖学金的还有一名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大二学生,他自从9岁开始就对如何解决能源和水资源短缺的问题着迷,他曾经试图打造*款永动机。(这名学生并不想透露自己姓名。)他告诉泰尔,“在两年内尝试了多次失败后,我意识到,即使永动机研发成功也没有什么用,因为成本太高。太阳供给地球源源不断的能源,但是我们没有充分的利用它。因此我开始着迷于探索节省成本的可能性。”
17岁的时候,他知道了光伏定日镜或者叫做太阳追踪器,是“一种可以把太阳直射光反射到一点的双路追踪镜片”。如果可以找到足够低廉的太阳能制热法,太阳能将比煤燃料更具有价格优势。在斯坦福大学,他就开设了一家致力于解决此问题的公司,但是学校拒绝把他的这个项目纳入学术成绩考评中。因此,他离开了学校,并且申请了泰尔奖学金计划。
我问他是否担心错失掉大学教育的某些福利。“我认为我将能在斯坦福大学之外获得*的东西。我现在呆的这个地方叫做黑盒子,里面有多家创业公司。它离我学校只有12分钟的路程。因此,我觉得以后将是非常好玩的,因为这里离我们的办公室很近,还有热水浴缸和游泳池,然后我还可以在周末回学校探望我的朋友们。你不仅可以投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而且还能以*方式保持着原有的社交关系。”
接下来是两位来自斯坦福的大一新生,创业人史丹利·汤(Stanley Tang,中文名汤玮锐)和程序员托马斯·施密特(Thomas Schmidt),他们想要开发一款移动应用QuadMob,它允许你在地图上实时定位最亲密的朋友。来自香港的史丹利说道,“你只需掏出手机就能知道朋友此刻的位置,知道对方是在图书馆还是在健身房。”他曾经出版过一本书,书名为《互联网界富翁: 14名互联网界百万富翁背后的故事》(eMillions: Behind-the-Scenes Stories of 14 Successful Internet Millionaires)。他接着补充道,“每个周五晚上,我都去参加派对,有时候你会和朋友们错过,因为他们可能去参加了其他的派对。所以,我总是会短信给朋友,‘你在哪儿,在干啥,现在在哪个派对?’之类的问题,一般我差不多会给10个好友发短信询问,这非常痛苦。”
当问及QuadMob如何能改变世界,他回答道,“它将重新定义大学生活,把人们联系在一起。一旦它拓展到校园生活以外,我们将重新定义社交生活。我们喜欢把自己看作是缩小数字世界和真实世界差距的桥梁。”
泰尔对此表示怀疑。因为有太多初创企业希望能从Facebook和Foursquare的夹缝中寻求新的创业模式。无疑,这很难把美国从科技发展放缓的泥沼中拯救出来。因此,QuadMob两名创始人申请泰尔奖学金失败了。
1992年,斯坦福学生基思·拉布伊斯(Keith Rabois)进行了一次旨在测试言论自由极限的行为试验,他在导师宿舍外面狂喊,“同性恋!同性恋!希望你们得艾滋死掉!”这次挑衅事件最终让拉布伊斯离开了学校。泰尔当时也在法学院,他身任斯坦福联邦主义协会主席兼《斯坦福评论》创始人,后者比臭名昭著的激进派刊物《达特茅斯评论》文化气息更浓厚一点。这次事件后不久,泰尔决定和好友大卫萨克斯一起合作写一本书,揭露校园里政治正确性和多元文化论的危险性。萨克斯说,“泰尔很早之前就想写这样一本书,过去你如果问我‘他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肯定会说,‘他将成为下一个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或乔治·威尔(George Will)。’不过,我们知道他想要赚钱,而且不是小数目。他就像是巴克利打算先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开始做学问。”
最终,《多元化神话》(The Diversity Myth)于1995年正式出版,这也是泰尔的*著作,比起巴克利所著《上帝和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这本书倒是更具有蒂尼西D索萨(Dinesh DSouza)的文风。作者在书中列举了一个又一个例子,来表明认同政治在校园内的过度盛行,并警告这种认同政治将导致美国走向偏狭,如果说不是集权主义的话。他把拉布伊斯事件看作是一个面临政治迫害时所展现出个人勇气的案例,他这样写道,“他的举动直接地挑战了我们最为根本的禁忌之一,即为同性恋行为和艾滋建立关联意味着,多元文化论者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可能增加他们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生活方式都合乎情理的。”
泰尔并没有告诉萨克斯自己性取向的问题。萨克斯回忆到,“那时候泰尔还没有出柜。”事实上,直到2003年泰尔才向自己的朋友公开自己是同性恋,那时候他35岁左右。他问朋友,“你知道有多少金融业的人会出柜吗?”他不想自己的性取向问题会对工作造成影响,他解释道。
虽然他从和不和别人讨论同性恋话题,但是泰尔表示,他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写拉布伊斯的那次事件。他说,“在我脑海里,身份认同以各种细微不同的形式存在。我认为,同性恋者、黑人和女性对此都有深刻而不同的体会。我也认为,大家对此有夸大的趋势,把它上升到了意识形态领域。”但是,他十分反感所谓的政治正确性,他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十分狭隘的。《多元化神话》这本书如今可能会让泰尔有些尴尬,因为里面提及的校园内的政治正确性比起目前美国这个国家的诸多问题根本不算什么。
泰尔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他本人信仰基督教,不过,他形容自己的信仰“多少有点异端,”这和他信仰文化自由主义有关。他说,“我信仰基督。但我并不试图劝服其他人也保持和我一样的信仰。”(很难想象泰尔会针对其他话题说出这样的话。)索尼娅·阿里森(Sonia Arrison)是《100+》一书的作者,这是一本研究关于如何延长人类寿命的书。二人相遇于2003年,那时候泰尔正在就美国宪法的失败举行一场午餐演讲会。8年之后,俩人成为了好朋友,不过索尼娅表示并不了解泰尔的宗教信仰。她表示,“他从来都不会谈到这些。他认为我应该知道。他从来不会说起他信仰上帝。”
泰尔认为,信仰之于经验论就像是技术之于全球化进程。他解释道,“技术能够导致奇迹般的超自然创造,全球化则导致自然的均变演化。技术能够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新事物,而全球化进程则是不断地复制本已存在的事物。”对于拥有同性恋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泰尔表示,“很明显这让我变得很复杂,但是我仍然不喜欢以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处理事情,因为这种方式将意味着你必须放弃所有信仰。”
朋友们都认为,他的多重身份并没有对他最重要的理念产生影响。他本人也不喜欢分类贴标签,他自我解嘲道,“我能想到一些案例来说明人们是如何贴标签划分彼此的,但是我觉得那没什么意思。同性恋身份可能让你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自己是个不被社会接纳的局外人,关于同性恋有好也有坏。但是,它也会让你感到不自然。可能因为我有天赋且有点内向(而不是因为同性恋身份)才更加深了我这种局外人的身份。可能也是各种因素的综合才变得这样。也许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局外人。”
“意识形态”是泰尔最讨厌的词语之一,另外一个词是“政治”。但是,泰尔早期在举办《斯坦福评论》刊物时也曾经积极地投身政治。他于斯坦福法学院毕业后,曾经担任美国联邦法官书记员的职务。后来,他先后向大法官安东尼·斯卡里亚(Antonin Scalia)和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递交过最高法院书记员的申请,均告失败。日后在商业上的成功为泰尔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让他在美国共和党政治中产生了影响力。2008年总统竞选初期,他向来自德州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代表罗恩·保罗(Ron Paul)进行了捐助;在普选中,他又对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进行了捐助。他还对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吉姆·德明(Jim DeMint)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埃里克·康托尔(Eric Cantor)进行筹资,两位都是反政府的茶党*。
2009年,他为一个保守自由派组织捐赠了1万美元,之后,这笔钱被该组织用来资助年轻的激进主义政治家詹姆斯·奥基弗(James O’Keefe)。奥基弗随后制作了秘密视频影像,在这个视频中演示的是教授人们如何偷税漏税、贩卖人口和从事儿童色情活动。这个视频的内容被认为是误导了大众,遭到各方面的声讨,泰尔在接受《村声》(Village Voice)杂志采访时表示,他之前对这个视频内容并不知情,不过他并对此并不反对,但是人口贩卖这类活动除外。去年,他在自己位于联合广场中的曼哈顿公寓中举办了一次募资活动,旨在为保守派同性恋群体GOProud筹款,还邀请了右翼评论员安·寇特(Ann Coulter)为特约演讲人。(去年,他参加了一个针对同性恋婚姻的筹款活动,他还为保护记者委员会进行了捐助)。泰尔还时常会因为某些话语激怒公众,比如下面这段摘自他的文章《论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养成》中的一段话:
上个世纪20年代,是我们得以对政治抱有希望的最后十年。自此以后,福利的受众开始大量增加,女性也开始获得投票权,这两股力量使自由意志主义获得选票变得更加困难,这也让资本主义民主的概念变得自相矛盾。
虽然米歇尔·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曾经把同性恋说成是“个人化的奴役”,里克·佩里(Rick Perry)则把这种行为方式比作是酗酒。不过,泰尔说,比起布什和卡尔.罗夫之前的政治主张,2011年的共和党的主张更具有开放性和容忍度。泰尔相信,同性恋婚姻不再是共和党竞选中制造争端的话题,对于那些对同性恋充满敌意的保守派们,他说,“很多人情感上有些问题,政治是抒导的一个途径。”对于共和党不相信科学,他也觉得不是没什么了不起。泰尔自己,可能处于逆向思维的习惯,他对于达尔文进化论也不完全相信,“我认为它是可信的。但是,也有可能它还不完整,它可能需要一些补充,尽管可能是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内容。”全球变暖也“应该是真的,”但是由于政治的笼罩,让人们无法客观地处理这个问题。在泰尔看来,科学离政治越近,就会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也更加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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