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为何不可复制：宽松移民政策功不可没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络版周三发表电子前沿基金会总监布拉德·坦普尔顿(Brad Templeton)的文章称，尽管斯坦福大学和惠普在硅谷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宽松的移民政策同样功不可没。这也正是世界各地纷纷效仿硅谷却不得其法的根本原因所在。

　　以下为文章全文：

　　放眼全球，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某某地方希望打造“**的硅谷”。可惜，真正能够与硅谷匹敌的对手却凤毛麟角。这片地处加州北部的地区在航天、半导体、芯片、PC、软件、生物科技、互联网等领域的发展有目共睹，清洁能源、汽车、医药、机器人等行业同样有不俗表现。

　　关于硅谷的成功，有着很多理论，多数都指向了斯坦福大学及其构建的生态系统，或者惠普(微博)及其行业领导力。风险投资的繁荣既是硅谷的成功的原因，也是它成功的结果。自由主义和嬉皮士文化也常常被人提及，政府的大举投资似乎同样功不可没。除此之外，一旦硅谷建立起来，无疑也会吸引大量人才和观念的涌入，资本的介入也有助于它的持续繁荣。

　　在硅谷的发展历程中，这些因素都不容忽视。然而，尽管多数都已被广泛复制(尤其是政府资助的孵化器)，但却迟迟未能再复制出一个硅谷，这或许源于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因素。

　　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出席一次高端PC和互联网高管会议时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时有一位演讲者希望证明自己的一个观点，即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中有很多移民。

　　他说：“如果你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请起立。”一时间，整个房间内超过一半的人站了起来，包括我自己。我们面面相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结果震惊了。

　　这绝非杜撰。杜克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美国有52%的创业公司创始人是移民；2005年，由移民创立的企业为美国创造了45万个工作岗位。 

　　其实，我之前就已经对此略知一二。1980年，我*次来到硅谷时，就职于一家PC软件公司。该公司名叫Personal Software，后来更名为VisiCorp，当时也刚刚从波士顿和多伦多搬过来——没错，它的创始人同样是一位移民。我在高科技行业见到的所有人似乎都来自“别处”，这一点令我颇为惊讶。他们未必来自国外，但几乎清一色来自其他地区。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硅谷找不到本地人。

　　但这并非玩笑，几乎就是事实。我相信，如果你问硅谷的一群高科技公司创始人，他们是否出生在硅谷以外，相信绝大多数都会起立。硅谷的关键在于，多数人都放弃了别处的生活——经常是美国以外——来到加州创办或参与一些意义重大的事情。

　　这并不是说硅谷本地人不聪明，不富有，不超前，不博学。他们显然具备这些素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同样如此。但硅谷还吸纳了全球*秀、最聪明的人才，尤其是最有干劲的人。借助这些干劲，硅谷再现了美国和加拿大在一个世纪前以移民国家的身份创造的辉煌。尽管100多年前的那段往事时常被人提及，但我还是希望反对移民政策的人能够看到那个站满移民的房间，正是那个房间里的人为美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我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这种移民驱动的成功此时此刻正在上演。

　　不幸的是，对于那些希望复制硅谷成功模式的人而言，这一点却极难复制。如果你都不能为自己人创造一个“硅谷”，如何能为别人创造“硅谷”？硅谷宜人的气候和得天独厚的环境，都成为了吸引移民的优势。但与此同时，高昂的房价和美国的反移民情绪也在反弹。

　　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理论，我们还可以看看以色列和加拿大，它们都在高科技行业取得了成功，它们也同样是以移民驱动的国家。打造属于自己的高科技中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要注意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因素，还要改变移民政策，耐心等待移民的到来。而如今，硅谷似乎还将继续重复着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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