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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正东对话李骁军、杨向阳、吴彬:创投二十年,最痛苦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

倪正东:投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面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方式,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最舒服的那种状态。
2019-05-17 17:11 · 投资界综合     
   

驰骋创投圈二十年,投资最成功的项目是什么?投错和错过的项目有哪些?在投资过程中,最快乐和最痛苦的经历分别是什么?做投资*的感悟是什么?准备做投资做到多少岁?

5月10号,在沙丘学院2018级春季班(三期)毕业暨2019级春季班(五期)开学典礼上,由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沙丘学院创始院长倪正东主持,与IDG资本合伙人李骁军,源政投资董事长、沙丘学院名誉院长杨向阳,道生资本创始合伙人、沙丘学院五期带班导师吴彬共聚一堂,漫话“投资人是怎样炼成的”。

倪正东对话李骁军、杨向阳、吴彬:创投二十年,最痛苦和最快乐的画面是什么?

从左到右:倪正东、李骁军、杨向阳、吴彬

以下是问答实录,由清科沙丘学院(微信ID:sandhillcollege)编辑整理:

倪正东: 在2017年福布斯全球*创投人榜上,李骁军排名第13名是中国70后投资人在排名榜单中的历史*名次。排名如此靠前你觉得是什么打动了他们?

李骁军:我觉得任何一个排名,都未必能做到完全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在私募行业。所以更重要的是可能是中国市场比较好的环境和机遇,再加上长期投资。

倪正东:你觉得你投资最成功的项目是哪一个?

李骁军:对于投资人而言,谈不上真正意义上哪个项目最成功,哪个项目最失败,可能是失败的一大堆,错过的一大堆。

倪正东:骁军说的是有道理的,15年前、20年前进军这个行业的70后也就100人左右,很多人做着做着就做其他的事去了,留下来的像骁军、张震、张颖、刘芹,慢慢就出来了。所以投资行业,你熬的时间要足够长。接下来这个问题从吴彬开始。在创投20年的历程中,你最痛苦最快乐的一个画面是什么时候?

吴彬:痛苦的画面很少,我从1999年开始创业,其实是兴趣所然。20年下来,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收获和感动。当然,稍微有一点点委屈的时候是会有的。做企业有时候真的很无辜,你合作的企业出问题了,结果把你给牵连了,还让你去协助调查,所以做一家企业,确实要面临着风险。这种压力和选择的难度,要比做投资风险更大。这种其实不叫痛苦,它是必然,人生路上有天晴就会有下雨,坦然去面对就行了。

人生最快乐的时刻是在2007年,我们把新加坡做彩信的那家公司卖掉的时候。当时我坐在那个石像下面遥望天空,觉得挺美的。不光美,而且很爽,一下子这么有钱了。

杨向阳:我做的事情太多了,最痛苦的都记不住,痛苦就从来没断过。我其实是一个过程论者,是重在体验的一个人。有的时候可能该痛苦的事,我没有那么痛苦,不该痛苦的事,反而会很痛苦。

我觉得我快乐蛮多的,但是你说最快乐的,我真的不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从清华读完硕士,能够到深圳大学当了老师,然后还当了领导,当了处长,出来又去管招待所,又一个人去开铜矿,又去西北开油井。我觉得这些都是蛮豪迈和快乐的事情。 

李骁军:我是理工生,我就用微积分来解释一下啥叫快乐。微分的快乐,就是你上一个点跟这一点的区别,它就是一个差距,这是你一个瞬间的快乐;还有一种快乐是累加的,比如你把人生的这一点的快乐和那一点的快乐加到你整个人生,等于这个面积就是你的快乐。

坦率地说,我不快乐的时候是要比快乐多的。前一阵子,我在想什么叫快乐,因为我每次开会的时候,压力都很大。这个压力经常在于开完会以后,我就在想我要不要投几千万,万一这事儿没投,你可能会损失几个亿,所以这一个小时的压力极大。但是当我进去的时候,20分钟之内我就能判断出这个项目不会投,完全能不投,这个时候我是非常轻松快乐的,至少没有压力。

倪正东:不管是创业还是投资,总有些项目是会错过的你的*念头想到的是哪个项目?如何看待这种“错过”?

李骁军:可能是头条。大部分项目在某个阶段都会来找我们,就算不来找我们,我们也应该主动去找,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业。也许你当时的判断是对了,但是随着项目后来的发展,正确的决定导致了错误的结果,这都是有可能的。做了这么多年投资,我现在正在逐渐跟自己和解,我要理解哪些钱是我们该赚到的,哪些是我们不该赚到的,哪些是我们压根不知道的,哪些可能是靠运气的,我想把这些事再想得更明白一点。

今天很多项目我也会看不懂,因为投资是变化的,很多领域你是*次接触,你只是听创始人去讲。所以做投资,*要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第二,要承认很多事我就是不懂;第三,很多事我就是会错过,也会犯错误,我*能做的就是把属于我认知范围之内的东西,能做得更好一点就可以了。

杨向阳:我还真没有什么错过的项目。*,我不是基金,第二,我不出去找项目。我还是很幸运的,过了这么多年,我依然可以这么任性,这么执着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还没有死掉。90年代末到2000年,如果有人说,只投基因治疗,什么干细胞治疗,肿瘤的免疫治疗,我觉得要不死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我了(笑),很多基金都不会看这些东西的。后来我做硬科技,也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的。

但是,要说错过的项目我还真没有过,因为有很多项目,我觉得那不是我要投的,我也没这个机会,比如拼多多,我兄弟投了,我也很开心,但是这不是我错过的事。

吴彬:静下心来回忆,还是有一些错过的,但是错过是必然的,让我在意或者纠结的是哪一种错过。

有一种类型的错过是我跟我的认知边界的错过,就是我不懂,这种错过我一点都不难过;还有一种错过是,有些项目方向很好,团队能力也强,但是因为我不太喜欢这个团队的某一个人,结果没有投,也许会有一点点小遗憾,不过也不会让我痛苦和纠结很久。

让我最痛苦和纠结的是这明明是我的赛道,明明是我很感兴趣的,但是因为我不够努力,因为我的方法不够好,错过了。比如最近的社交电商,我身处杭州核心地带,我竟然整个赛道都错过了。到目前为止,这种错过就不是遗憾了,我要深刻去反省,也是最让我往心里去的。

倪正东:刚才大家说了快乐痛苦错过的事几位都在创投领域坚持了差不多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的感悟是什么?

李骁军: *的感悟就是能更客观地理解自己,知道哪一方面是自己的弱项。知道自己的弱点,并不是说我就能避免,只是说我下一次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能意识到,这可能是我的那一个软弱的神经在起作用,我是不是能跟这个软弱的神经斗一斗。这也不是说就能改变所有的一切,但是这确实是认知别人和自我的一个过程。

杨向阳:我始终觉得投资就是我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我不是很在乎输赢,我更在乎的是我当初去关注、去研究和学习这个项目的过程。为什么我后来不再去做生命科学了,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方面,我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做投资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我已经做过了,在这个过程中,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就可以了。

如果我不做这一块的投资,我不会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生命和生活。如果我从别的角度来思考,体验是不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后悔对生命科学和硬科技这两个领域的投资和参与。我的感悟就是,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我的背景,我的出身,一路走来会有一种宿命感,做这些事的时候会很快乐,会很有兴趣。做投资能够带我深入到很多不同的领域里面,跟一帮各领域最*的人去探讨这个领域的发展,从他的角度来看世界,最后回归到自己的人生。

吴彬:我觉得“悟”可有是有几个层面的。首先是你的思想认知,就是好像我知道了。当然,你后面还要去行动,去体验,去感受,理论上的认知和最后的达到是一体的,叫知行合一。

我非常感谢天使投资行业,我现在快50岁了,我总算知道,我天生就适合干这个。人生几十年下来,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这个行业可以跨周期,可以跨门类,可以干到老,不用让你那么焦虑,LP也不会让你一两年就“交卷”,可以让你非常从容、淡定、快乐的工作,事来则应,过往不留。而且,我天生喜欢猎奇,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跟高手过招,至少强烈的兴趣找到了。

第二,做投资,特别能培养一个人的包容性。大部分事情的细节,你搞不清楚,你也不用太细的去参与,对于做得不好的项目,基本上你要做的就是去安慰和鼓励对方,多一点爱心,多一点包容,让对方勇敢的再出发,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很愉悦。

倪正东:做投资,我们经常要说要“巴结”年轻人你们感觉自己现在的心理年龄是多少岁?

李骁军: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应该是20多岁,为什么我觉得我心理年龄还算年轻,就是在于我永远觉得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永远想学新东西。看到一个事儿,觉得就算自己过去有很多失败的经历,但还是想再试一次,这不是说我去试一次,是想让创业者再试一次。

杨向阳我跟90后可以沟通,跟00后也可以沟通,跟70岁的人可以沟通,跟80岁的人也可以沟通。我觉得我的心理年龄应该在30岁左右。

吴彬:本来我想回答不知道的,大阳哥说30岁,那我差不多20岁吧。

倪正东:准备做投资做到多大年纪?

李骁军:我觉得可以永远做下去。当然投资做到一定程度,你的经验可能是一种包袱,因为你太懂的话,当新的事物跟你以前的经验相违背的话,你就会迷茫,有些事就会错过。

作为一个机构,我们永远是要年轻人来带领,我永远愿意成就别人,或者是给别人投资方面的一些建议。我现在除了做投资,还要做一些管理。但是从我内心来讲,如果哪一天我只做投资,我可能会更加开心一点。所以还是回到最开始的话,做到什么时候就算什么时候,只要我还对大家有意义,我愿意一直做下去。

杨向阳:投资这件事儿,对我来说随时都可以干,随时都可以放下。因为我当初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我当时就决定不去做基金,然后自己有钱了就投点,没钱就歇着。在这个过程中,有那么一两次会想,当初为什么我不做基金呢?我发现人的一生,跟你小时候的很多取向是有关系的。我小时候,特别羡慕或者想当科学家,我后来做的这些事都是跟科学相关的事,我跨了好多学科,等于是我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科学家的这种身份来生活。

吴彬我比较认真做投资是这两三年的事情,中间也会有焦虑、怀疑、害怕。当我每次打坐或者反观自己时候,只要感觉到焦虑、担心、害怕、失落,一定是违背了初心。所以我真正害怕的是我哪天违背我的初心了,我忘记我当时为什么出发了,为了那些名和利去了。如果奔着初心,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我反而是不担心。什么时候稍微歇歇,哪天又继续上路了,只要活得久就能成泰斗。所以我在这条路上断断续续也好,还是很连续也好,我一定要干得久一点,肯定会有点小成就的。

倪正东:从大学刚毕业到现在,人生目标是否有所改变?

李骁军: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人,觉得过得去就行。现在肯定对生活的目标更高一点,在自己从事的行业里做得还可以,跟当时相比是有很大的提升。

吴彬: 30岁以前,我的目标就是我不做研究了,我要走上社会搞实业,我30岁前要有1000万,实现了。现在的目标是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自己对自己满意的基金管理人。其实有时候我内心也会想想能不能全球最厉害的,后来想想算了,就很优秀吧(笑)。

倪正东天使投资人的机构化是否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

李骁军:关于天使机构化,我觉得主要是看创始人的人生规划和目标。他是想赚钱,还是想真正成就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这一点很重要。

杨向阳:我一直是觉得天使投资不太适合机构化。为什么你是天使?因为你是插着翅膀的,你是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和帮助的,并且内心是没有想过有回报的,这是天使投资最早的一些本质。但是因为你会了解某些行业,你组织了一些资源,这种投资往往它也是会有回报的。如果你把天使投资机构化了,我认为其实是很难做的。天使基金不可能很大,你的管理费,你能够用于支出的费用会比较少。在天使投资阶段,每个项目投的钱比较少,你又不可能无限地投很多项目,所以你的总量一定是小的。但是,你的管理成本是很高的,因为投资大项目和小项目花的功夫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天使投资机构化是有一些问题的,虽然一定会有一些人和机构会做成功,但是我认为它的普遍意义会比较难。

吴彬:对于天使投资机构化,我自己这三年下来是有这个心力过程的。之前有一期基金募好了,我去了爱琴海的圣托里尼岛,遥望着星空。后来我就打电话给他们说,我不募了,我现在还没准备好,我有过这样的思想变化,我怕给自己套上紧箍咒。

后来从去年开始募新基金了,我知道我不会放弃了,我知道我游刃有余了,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可以很忙,但*不是累,我就是感兴趣了。于是我大声告诉他,好了,现在我可以拿你钱了。所以,我现在是基金是机构,同时我个人也在做天使。是不是大势所趋,对我个人来说,一定程度上有点约束下的行动,我*可以变得更美和更好。

倪正东你心中的伟大投资人是什么样子?你最敬佩的投资人是谁

李骁军:我觉得伟大的投资人应该不断超越自己,不要在一个地方证明自己,要在很多地方都能证明自己,要有所突破。

对于我来说,我总是很客观地去观察一些人,你会看到他的优点也会看到他的缺点,他可能自然也就没有那么*。

杨向阳:在投资界有很多值得尊敬和敬佩的人,真正能够让我们敬佩的人,是那些对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

吴彬我比较佩服的投资人,目前来看,巴菲特算一个。不是他的投资价值观让我比较佩服,而是他的事业和生活能够做成那个样子,让我比较佩服。

倪正东:投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可以干很多年的,这里面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方式,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最舒服的那种状态。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沙丘学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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